alexa世界排名:国土报的短评

  1989年至1991年期间,迁入的大量俄罗斯移民更增添了混乱。这些在三年内涌入以色列的100万移民固然盘活了经济、壮大了犹太人口,但也削弱了本就缺乏的凝聚力。当他们抵达以色列的时候,旧式的犹太复国主义大熔炉已经不再运转了。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来者感觉他们比接纳自己的本土居民更加优越,因此,他们没有像之前的移民者一样,褪下他们的旧有身份签署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保持了俄罗斯价值观体系,俄罗斯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大量俄罗斯的飞地。他们在促进以色列的科技、技术、艺术以及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快了将以色列社会转变为一个松散的不同群体联盟的历史进程,这个联盟不再紧密联系,不再共享一个绑定的国家代码。
 
  以色列从来不曾拥有一部宪法,其选举制度和政治架构也一直是摇摆不定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统治的理念,也失去了统治的精英集团。没有人可以控制以色列,没有人可以掌管以色列,以色列变成不能被统治的地方。更糟糕的是,旧有的统治精英现在背弃了他们失去的国家,而新的统治精英——那些反抗力量,又懒得自己创造一个有奉献精神的、贤能的精英集团。结果就是,我们的头顶出现了一个裂开的真空,没有可尊敬的领导集团,没有发挥效能的行政部门,只有一个虚弱的公共部门和破裂的民族精神。新的政治游戏是互相指责的游戏:左翼指责右翼,右翼指责左翼。但在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成熟、理性地承担起运转这个国家的责任。以色列失去了它的政治理念。
 
  这个游戏还能继续进行下去,是因为侥幸的区域博弈。赎罪日战争之后的33年是以色列最平静的时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还有太多的噪声——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活动、巴勒斯坦起义、黎巴嫩战争、两次海湾战争。但事实上,从1973年开始,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受到过来自任何一个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攻击,甚至没有受到过威胁。迪莫纳的冲击和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是具有压倒性力量的,但威慑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以色列享受着利欲熏心的阿拉伯世界罕见的稳定时期所带来的便利。埃及和约旦确实与以色列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而其他不怎么接受调解的阿拉伯国家并不想轻易发动战争。苏联衰落了,美国崛起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他们自身的内部缺陷使阿拉伯的独裁者们确信,发动与以色列的战争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项。因此,以色列得以享受一个特殊的、长期的战略安定,忽略外面的世界,沉溺于自己的奇思怪想和愚蠢。
 
  现实的第一次冲击发生在2000年10月,戴维营谈判破裂不久。一系列的恐怖主义袭击在以色列的城市里肆虐了整整三年,提醒着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又面临着什么。然而,在旧时代的战士阿里埃勒·沙龙的领导下,以色列奋起接受挑战。在最初的震惊后,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进行了富有经验、成效卓著的反击。以色列社会证明了自己远比预期中的恢复力强。2004年,以色列成功地阻止了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这真令人欢欣鼓舞,它重新赢回了安全感和自信心,促使了一场经济的繁荣。2005年,自加沙地带的单方面撤军——真是一种解脱——在最初同样被认为是又一个成就,带来了普遍意义上的安全感。将军们一致认为,我们的战略地位从来不曾这样好过,随着以色列越发成长、越发繁荣,这个国家再次沉溺于自我满足,沉溺于放荡的生活。
 
  2006年7月12日,现实的冲击再一次袭来。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并不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持续了33天,带走了165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的生命,以及大约1300名黎巴嫩人的生命,但它从来没有真正危及过以色列的存在。尽管这场战争一点儿也不像赎罪日战争,但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以色列没能打败敌人。而这次的敌手并不是什么超级大国,它甚至都不是一个国家。这个对手只是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组织,只有8 000个强壮的男丁。以色列无力阻止真主党将火箭炮架在北方城镇的现实委实令人震撼。以色列的脆弱和无能委实令人震撼。整整一个多月,超过100万的以色列人生活在炮火之下,大约有50万的以色列人逃离他们的家园。这个国家感到了无助和羞辱。
 
  于是,就到了清算的时候了。回荡在全国各地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结束了半废弃的加利利城令人忧愁的旅行之后,我尝试在《国土报》上的一篇短评中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被政治的正确性所蒙蔽了。有关政治正确性的论述在最近十年里占据了最高地位,但这是与现实脱节的。它关注占领问题,却没有指出以色列已经陷入了遍布宗教地雷与文化地雷的生死存亡的冲突之中。它太过关注以色列过去犯下的错误行径,却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关注得太少。
 
  以色列政治正确性同样给出一个假定:以色列的势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保持这种势力的需求遭到了轻视。因为军队被认为是一支占领者的军队,它遭到了公开指责。任何有关军事的、民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事物都遭到了蔑视。集体主义价值观让位于个人主义价值观,权力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旧式的以色列男子气概遭到阉割,我们放纵自己,沉溺于绝对的公正和绝对的欢娱。旧式的关于使命和承诺的演说被新式的关于抗议和享乐主义的演讲所取代。
 
  还有另一些因素。以色列迷恋于对常态的幻想。但从根本上说,以色列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这是一个地处阿拉伯世界的犹太国家,是一个地处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是一个地处专制统治区域内的民主国家。它与它周边的环境是不相容的,这就是在以色列与它周边世界之间存在的持续、固有的张力。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不能拥有像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那样正常的欧洲生活。但是,由于它的价值体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尽力尝试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这是个本质的矛盾,也是个永久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造就一种足够处理这种消极的、异常态以色列生活的独特的、积极的异常态。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建国初的30年里,通过一些独特的社会发明——比如基布兹、以色列总工会引导的工党社会经济,来引导人民实现的。这就是以色列建国初始的30年所成就的,通过维系以色列独特的国家需求与其国民对个人空间及理性程度的需求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然而,在1967年、1973年、1977年之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色列陷入了疯狂。我们陷入了幻想,幻想这个风雨飘零的港湾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避风港。我们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们可以定居在这片海滨,其他民族可以居住在他们的那片海滨。我们浪费了以色列独特的、积极的异常态。自始至终,我们都在自掘坟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希望以色列达到正常态的人,将以色列变成了一个一片混乱的国家,非但不能将以色列引向正常,而且只会令它完全陷入混乱。
 
  政治正确性和对于正常态的幻想都是在精英集团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公众们则保持着头脑清醒和坚强。以色列中产阶级没有忘记以色列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在困难时期,他们坚韧且恢复力强。但以色列的精英们却将他们自己从以色列的历史中剥离。商业、媒体以及学术模糊了以色列的视野,削弱了它的精神。他们不再翻阅地理地图,他们不再铭记历史或者理解历史,他们对民族主义、军事主义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连续攻击从内部不断侵蚀以色列的存在感。通过商业彻底的私有化和建立富有侵略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方式,绞尽脑汁地灌输一个正常态的幻想,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解决这个国家所陷入的冲突。学术界绞尽脑汁地灌输僵化的政治正确性,将富有建设性的自我批评方式转变为强迫性的解构主义。媒体推销一种虚假的意识观念,将狂热的消费主义与伪善的正义结合在一起。抛弃了意志和承诺,以色列的精英们陷入自我疑惑和愤世嫉俗之中。每一个领域都以自己的方式暗中削弱犹太复国主义。它们误导以色列,让以色列相信特拉维夫就是曼哈顿,市场就是国王,玛门[101]就是上帝。正因为这样,它们没有为年轻的以色列人提供一个合乎标准的工具,来为他们的国家战斗。一个没有平等、没有团结、没有对自己事业的信念的国家是不值得为之战斗的。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或者年轻的小伙子愿意为之征战沙场或甘心为之奉献自己生命的国家。但是在中东地区,一个没有年轻人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生命的国家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这种时光不会持续长久。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火箭猛烈袭击我们的城市和村庄的景象,不仅仅是以色列军队无力保护它的国民,也是以色列精英历史性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以色列的精英们背弃了现实,背弃了国家,不再引领以色列,不再维护以色列的团结一致。以色列精英的每一根纤维都透露着,它想让以色列成为当代的雅典。但在这片土地、这个地区,雅典人没有未来。只要斯巴达动动小手指,雅典就将不复存在。在这里,一个享受生活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它根本就不能处理死亡迫近时的威胁。于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必须重塑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必须恢复力量与常态之间的微妙平衡,我们必须修复我们防御盾牌上面的划痕。在这么多年的错误幻想、自我欺骗以及鲁莽轻率后,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不辜负我们生命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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